西方思潮

公開造假,私底下進行政治操縱,於是威權主義和缺乏個人責任的自覺遂成了昭和天皇及宮中「溫和派」之印記。一九一 一八年昭和登基的Fine dining儀式、慶祝和種種活動影響了日本政治文化的各個層面,尤其是把日本起源的神話重新灌輸給政府官員、學校教師和警察。大正的無能導致大正民主的興起;裕仁的登基則加速了它的死亡,重振了政教合一的神道統治理想。因此,昭和登基的儀式與慶典再度封閉了日本社會,以免吸收新的西方思潮。 風行一時的商業雜誌《實業日本》於一九一 一八年十一月出了特刊,許多受邀赴京都觀禮的達官要人談到天皇神性的主調。大日本製糖會社總經理寫道:「目睹這次典禮,我眞正覺得我們的天皇是神的後裔,我們國家向來有一個神。」宮中的儀典官重申:登基典禮説明了天皇本其祖先的仁心,承擔起率領政府的責任。他重新發揚了繼承自先人德 業的光榮,並成為數千年來我們內心所保有的信仰之基礎,具體來講,我們的皇上乃是神,而且是一位活神。 只要研究這次登基典禮的宴會廳學者,都會對天皇的神性受到如此熱切宣說,且有這麼多日本人熱情接受而感到吃驚。至於裕仁本人從未公開主動使人民質疑他是否係活神,或質疑日本是否係「神國」,因爲他與人民已結爲一體。 一位歷史學家曾經分析一九一 一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間,橫濱報紙專談登基的社論。他找出了一 一 一大主題:一、登基大典被視爲向人民重新灌輸國家道德的良機,有助於政府推動控制危險思想的政策。爲了這個目的,社論呼籲應採行「父道母道」的「東方原則」,其前提是母親爲愛的體現,但父親乃是「道德的主要使者」。男人或至少是日本男人^在道德上優於女人,這個觀念最合當時尊皇派的心意。但國家道德的最高價値則爲忠君與孝順。天皇以酒杯賞賜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鄉鎭公所頒獎給六十歲以上的人,反映了這一思考方式。 登基宣傳也強調國體論與現代科學乃是相容的。早些年辯論國體論時,主流立場認爲國體與現代思想隔離。但此時,新聞界主張「現代科學」其實印證了國體論。科學研究在在顯示,「敬神的精神,崇拜祖先,皇室與人民合一,禮儀與治國合一,以及忠孝合一……構成最莊嚴的人間原則。」一九一 一八年登基社論的第三大主題是:昭和天皇的登基開啓了 一個新時代,年輕的日本必將成爲世界的中心,並承擔指導全人類的使命。一九一 一八年十一 一月一日,橫濱《貿易新報》有篇社論標題爲「青年日本及其環球使命」,聲稱忠孝構成全世界的日式料理領導原則,今天的日本,的確不該自限於其狹小的領域。也不應該維持它在東方的地位,或繼續守住它在世界上的位置。這是日本負有環球使命的時代。它已成為一個中心、一個主要角色和司令官,隨著時間的推進將領導全世界。

相當不幸

正當社會衝突白熱化之際,天上卻掉下一個強調種族優越的良機,澄清時局、令人爲之 心寬,也讓日本民族主義廣被接受。裕仁慢慢減少在日本人民面前現身。一九一 一八這一年,他四處出巡訪問陸、海軍軍校及其公司登記典禮、國會、皇親、先人墓陵^只要有人心懷敬畏,有求於他的地方都去。從一九二八年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他以大元帥的身分參加閱兵與演習,平均一年約爲四到六次;但他以天授神皇的身分到地方進行較長時間的巡行卻急遽減少,一九三六年訪問北海道之後便告停頓。 天皇校閱海軍和參加陸軍大演習,其目的在動員國家,也彰顯他的神格與尙武形象,而不是他那「立憲」君主的地位。在經濟困頓的時期,他不去親近民眾,而這類看似公開的露面卻讓人覺得裕仁不知民間疾苦。裕仁在位的前一 一十年偶亦巡視地方,內務省和縣級官員把天皇來訪視爲天大的事,要求最妥善的前置作業,不允許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會相當不幸。舉例來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群馬縣桐生市一位御前摩托車隊的警察本該於某一路口左轉,結果卻帶向前行,以致行程稍受耽擱。七天後,犯錯的這名警察自殺,縣知事和所有安排此次訪問的高級官員均受申誡;群馬縣警政官員停薪兩個月,內務大臣則於國會備受質詢與嚴厲批評。 爲了保護和歡迎天皇,確保民眾向他鞠躬致敬時靜默無聲,不逾規矩,地方官員都會組成特別委員會,祭拜神明祈求賜予力量和公司設立指導,並事先排演天皇來訪的每個細節。裕仁要走的地方舖上紅地毯,車隊行經的街道進行打掃佈置,他搭乘的禮車先消毒、舉行儀式,他坐的火車車廂、皇家火車頭甚至連火車站也莫不如此。有時候,火車鐵軌也加以擦拭並噴上消毒劑,特別是他要卜車的地方。 使裕仁途經之路一塵不染且全無細菌,這種過分到近乎病態的需求,以及使他的現身不被看見〈所有人都要低頭,不得直視〉,讓我們得以窺知神道信仰背後的一此一假設。天皇的登基儀典以及他爲此而做的旅行,許多都是過度的一 一元論:乾淨與不淨,純潔與不潔,自我與他者。這些概念與情緒的一 一兀論在一九三〇和四〇年代初期,^目然而然會產生這種想法:我們日本人係以一種族純潔的國家來對抗世界;因之,我們的戰爭乃是正義而神聖的,外籍新娘的勝利將締造東亞之「新秩序」。 要把裕仁塑造爲神明化身,不受政治、宮廷與社會的罪惡所觸及,純潔、「神聖而不可侵犯」這需要煙霧、鏡子與其他魔術,或至少是隱藏才能做到。內廷派還找到別的理由來使裕仁的政治行動在若槻與田中內閣時代不讓民眾知悉。如果他們曾經刻意遮掩自己和皇儲的政治干預,那麼他們在天皇登基後的無數干預,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加以掩飾。

兩種概念

有一些標語牌上寫著:「反對繼位大典!慶祝革命週年紀念!」一九一 一九年出版慶祝五一節的「普羅」詩選中,有一行詩這麼寫道:「登基盛典花掉七三六萬元!這可會壓斷窮人的脊背!」一九一 一八年十一 一月二日,裕仁赴東京代代木練兵場,校閱了日本有史以來最盛大的陸軍與航空武力展示。越南新娘站在閱兵台上,看著三萬五千餘名部隊,包括四千五百名騎兵,在寒風凍雨中列隊邁步向他致敬。兩天後,他續往橫濱參加艦隊大校閱,計有三十九艘潛水艇、兩百零八艘軍艦(包括大型航空母艦「加賀」號與「赤城」號)、四萬五千名水手、一百三十架海軍軍機以戰鬥隊形飛過港口 ,外加帝國在鄉軍人會的成員,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基層官員數千人,共同參與了登基大典的最後一項活動。幾十萬民眾擠向橫濱觀賞,幾百萬人收聽廣播,所看所聽者乃是最高統帥如何校閱他的艦隊。這兩項大規模的兵力展示爲登基大典畫下句點。由東京向全國廣播,所以民眾可以聽到「皇家禮砲的巨響,國歌的旋律,士兵的腳步聲,以及飛機螺旋槳的嗡嗡聲」。 盛大的軍事檢閱旨在向,人民顯示,他們的國君現在已經名符其實,變成一位完全的天皇了 。大陸新娘身爲全國最高宗教權威,具有抽象與象徵的身分,而在實際上,他又是最高的軍事統帥。兩個形象,兩種概念,卻是一個認知:天皇履行了兩個相異卻又相連的角色。 裕仁的身材並不高大,舉止雖則非常自制,但並不威風。在官方主導下,天皇崇拜於焉開始,且越演越烈,統治者的個人形象得以增強。它也用來鞏固團結,讓個人與團體透過天皇而和國家緊緊相連。如果需要限制理性思考和辯論皇權來維護神性天皇的教條,那麼就藉由壓制「不健康思想」(實即政治異議)和提高尙武精神的政策來達到吧。 到了 一九一 一八年底,爲期一年的登基慶祝活動終於結束。不過,京都的御所仍向民眾開放。談登基紀念的書冊繼續出版,官員也繼續宣稱,天皇與子民結爲一體:「上下一心」。報紙繼續以社論傳揚「青年日本」的使命。「思想警察」不斷逮捕共產主義者等異議人士 。 而許多日本人經過登基一事,可能比以前更相信大和民族天生具有道德優越性。這類想法不久便對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事件產生深刻的迴響,使全國沾染上一種氣氛,相信日本文化是使世界獲得救贖與重生的精神力量;反之,西方文化則是汙穢的,需要將之掃除。此一日本身分的政治重建,重新強調種族民國家,而非一國之內的階級,必須仔細予以檢驗。這個新的種族意識起於經濟狀況日益惡化,鄉村地區階級鬥爭漸趨激烈的時代,此時大陸新娘仲介組織正向地主政權挑戰,這是皇權體制在鄉村地區的礎石之一。一九二八年,租佃糾紛有一八六六件,到一九三一年增爲三四一九件丄産業罷工也增加,一九三一年達到戰前的高峰,計有九八四起。

支持國家

不過,日本人民大部分都參與了慶祝及紀念活動,而且舉國收聽十一月登基大典與十一 一月初大閱兵的廣播,這些活動都重振了正在衰返的意識形態信仰,也讓人民更支持國家。登基典禮自一九一 一八年十一月六日開始,裕仁由東京啓程,四天後抵達京都,接管三件神器,並向祖先之靈秉告其在陽世已繼位,儀式至此臻於高潮。裕仁在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越南新娘介紹典禮上,面對大約兩千七百名文武官員和國會議員,宣讀了致日本國民書,對內,當以仁心導引眾人向善,以此促進國家更進一步的繁榮,本人竭誠希望為百姓帶來和諧。對外,本人竭誠希望維持世界之和平,並藉外交以增進國家間之友好,以此而貢獻於人類福祉。子民人人彼此合作,拋開私利,恤勉從公,俾本人得以發揚神聖先祖之遣業,兼以回報其慈悲精神。正式典禮完成以後,即在神社前演出聖舞。兩天後之十一月十四、十五日的夜間,京都舉行「大嘗祭」,緊接著是連續兩天的宴會。 在登基慶祝活動當中,以大嘗祭最重要且富戲劇性,標誌著天皇的神格化,並確認他是「眾神之後裔」。統治者具有神性乃是天皇意識形態的核心,天皇意識形態得以在一 一十世紀留存,這乃是不可或缺的。大嘗祭以一九〇九年頒發的諭令爲本,強調天皇是神明下凡,因而與古代的相親儀式有別,登基過後依禮要去祭拜伊勢神宮、神武天皇及前四位天皇的陵墓。大嘗祭從十一月十四日晚上開始,至十五日清晨結束。首先,官方賓客入典禮場所旁的一座建物就坐,身著禮服的衛兵各就各位。裕仁由宮廷仕女及一名廚司伴同,進入一個房間淨身,之後由僕從作陪穿過一道走廊,進入相連的兩間小木屋。在最裡面的房間內置有舖上蓆子的床,天皇便在床上行秘密儀式。天皇以棉被裹身,蜷縮如胎兒,根據神道教的說法,這即是與天照大御神的靈魂結合,因此便象徵性地與祖神圓房「完婚」了 。過後,裕仁坐在席上,面朝天照大御神,向她及眾神祇獻上食物,他便成爲一個活神或「神的現身」,典禮至此大功告成。 大嘗祭於重重夜幕之下進行,乃是裕仁神格化的高潮。皇室家族成員和受邀貴賓不准觀看,也禁止一般民眾去細究這個「敬畏神明的奧秘」,因此新聞界向月老提出警告,勿以理性加以判斷。不過,報紙可沒有要大眾不去想一想,國家處於蕭條,登基大典到底花了多少錢。

宣揚天皇

配合國家的希望,對時代風尙屈膝稱臣,這是日本近代新聞界的角色功能,還會繼續扮演下去。當局即使並未予以審査,新聞界便已先行自我審査,新聞界從來都不是日本這個國家的良知。登基典禮和慶祝婚友社活動始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同年十一 一月初達到高潮,有助於替年輕天皇締造新的皇室形象。儀典開始,裕仁先派特使去前面四位天皇與神武天皇的陵園,敬告皇祖皇宗,他即將登基。同時,皇居內的三座神社對民眾開放,爲期一年。一 一月五日,裕仁親自參加多項儀式,來決定哪一塊田的收穫要獻給天照大御神。隨著季節嬗遞,儀典的節奏也越來越快。政府官員和著名知識份子透過報紙、廣播和公開演講,不斷向全國民眾宣揚天皇的意識形態,並常以不容於官方的異端邪說如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來對照。 登基慶典在一九一 一八年十一、十一 一月達到高潮。十一月,日本各地城市鄉鎭,成千上萬的人舉辦宴會和頒獎典禮,數百萬名學童舉著旗子、提著燈籠遊行。天皇在這一年發放了幾百萬日圓給全國貧苦民眾,廣頒勳章與頭銜,對十三、十四和十九世紀以忠君知名的的歷史人物,均賜與榮寵。搬家公司又以天皇之名,對三萬一 一千九百六十八名罪犯予以減刑,包括刺殺原敬的兇手在內;對殖民地兩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名犯人減刑.,並特赦了 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名受刑人。市縣政府、鄉鎭公所推動各層次的建設計劃,使得爲數空前的百姓有機會參與新天皇時代的降臨。 最典型的例子是殖民地樺太(庫頁島),當地人口爲二十九萬五千餘人(包括大約兩千名愛 奴人與其他原住民),幾乎全數參與了登基活動。慶典結束以後,樺太殖民政府隨即進行五百多項紀念計劃,範圍從興建公園、實驗農場到「青年交誼廳、存放天皇玉照的神聖貯藏所、日本死戰者紀念碑和政府辦公大樓」。 殖民地朝鮮的慶祝活動則收斂得多。朝鮮總督齋藤實容許當地的新聞界發展,做爲日本一九一 一〇年代「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十一月三日明治節,殖民政府於景福宮舉行午宴。學童參加舉旗(當然是日本旗)和提燈遊行。天皇的賞賜頗爲豐厚,八百多名老人領到天皇致贈的禮物;與日本當局合作的朝鮮人則受邀參加於朝鮮國君神社所舉行的宴會,,漢城華僑社區的舞蹈團應邀於遊行中演出。新成立的漢城廣播公司則奉命報導了十一月的慶典活動及登基儀式。殖民政府官辦的韓文報紙(訂戶超過兩萬一 一千,約爲殖民地三大日報的百分之一 一十二)也奉命有所報導。 然而,大體上朝鮮民眾比較受到其他三份韓文報的影響,這三家報紙不但拒絕報導日本皇室的慶祝活動,反而刊出一系列搬家文章,促請民眾正視警察的壓制日增,沒有證據就逮捕朝鮮人。十一月七日,《東亞日報》在裕仁登基大典的前夕刊出一篇文章,談朝鮮人本身的祖神,不啻是在對抗日本的天照大御神,而且還談到「韓文日」,以紀念朝鮮書寫文字之發明。由此看來,一九一 一八年莊嚴盛大的慶典和儀式激起了迥然不同的民族主義反應。在朝鮮,透露了日本帝國的深層緊張情勢。

直接接軌

無論就成本、規模、預演費用、參加人數和負責警蹕的警察人數而言,都超過以往的登基典禮。不過當時的狀況並不「普通」裕仁已攝政,而大正在世時又多半深居宮中^決定此事的寡頭菁英覺得有必要跳過大正,把裕仁與明治直接接軌。這需要把天皇的神話重加形塑。畢竟,傳統與室內設計神話雖有矛盾之處,但卻有助於社會的團結。科技也用來彰顯天皇的榮耀。從一九一 一八年登基這一年開始,日本進入大眾廣告與大眾消費的時代。這三年來,普及全國的廣播已影響了輿論與大眾的價値觀。 此時日本對外在亞洲大陸恢復軍事活動(田中內閣一再出兵山東),對內則愈來愈依靠國家 的壓制來提振脆弱的皇權(自一九一 一八年起,專門負責思想控制的官員人數遽增)。從象徵的意義來說,登基乃是權力的操練。若把登基與日本反動政治力量的興起連起來看,或更能理解其影響。和平維持法修訂後,政府於全國各縣任用「思想督察」和「特高警」。軍隊設有「思想憲兵」,內務省有一批警政官員,全職查辦共產主義及其他激進份子的反國體論「陰謀」。其結果則爲自一九一 一八年起,日本這個天皇國家對於批評它的人採取了更嚴厲的姿態。首先,共產主義者以及神道組織中的大本教和天理教等世俗教派領袖,拒絕承認天照大御神爲至尊之神,警方對他們的監視與壓制日增。後來,此種監視擴及新聞界與大學的設計自由派知識份子。由是,透過儀式及宣傳以製造新天皇的過程,遂與思想控制機關的擴充及散布與時並進。 昭和登基大典由大典委員會負責安排,載仁爲主席,近衛文麿任總幹事。委員會成員還有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宮內省官員關屋貞三郎、河井彌八與各省次官,以及舉行地京都的知事。委員會的任務係在妥善安排登基事項及紀念活動,以傳達效忠新天皇的意思。各個委員防止皇權衰返、保持皇權神秘色彩,讓每一件能被控制的事物都受到控制,把突發事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同時盡量提升裕仁並無感召力的人格。他們還灌輸人民,日本乃是「神聖國土」,天皇係諸神之一,與子民密不可分,是人民的「父母」。 協助委員會用以重新締造天皇體制的,則是以廣播報紙爲主的大眾媒體,此時媒體還很新,相對而言也還算獨立,他們乘時而興,向全國解說民眾並不熟悉的儀式與慶祝活動的意義。當時日本報紙的發行量正在增加,逐漸從地區的媒體變爲全國的媒體。記者亟欲迎合中央官僚機構,一新天皇與新民族主義裕仁天皇廣播電台的播報員也一樣,在報導京都的慶典活動時唸的是宮內省預發的稿子。報紙與廣播每天報導慶祝活動及儀典,不分日夜向本土和蘇美島殖民地報導,長達一年之久。裕仁及近臣從英王喬治五世學到的不是君主立憲的侷限,而是堂皇大典和儀式對提升君王尊嚴與權威的重要性。事後,委員會盛讚媒體的表現,認爲其作爲有如日本這個國家的新經典。